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飯圈文化與粉絲文化區(qū)別

如果要為2020年挑選一個熱點現(xiàn)象關鍵詞，“飯圈”應是一個需要也值得被收錄的詞條。無論是年初疫情的“飯圈救援2020”“飯圈女孩馳援湖北”的應援，她們以偶像之名完成了一次與以往不同的應援，作為一股民間力量快速、高效、透明地將醫(yī)療物資點對點傳遞到醫(yī)院手中，在這個過程中展現(xiàn)出的號召力和行動力翻開了“飯圈文化”的B面；抑或是輿論場中亞文化爭端不斷發(fā)酵，所謂“毒瘤”的刻板印象再次固化，“飯圈”成為承擔著網(wǎng)絡時代黑板報功能的“微博熱搜”的“常駐客”。在黑黑紅紅各種聲音的加熱下，讓飯圈和追星現(xiàn)象溢出了原有的“圈地”邊界、闖進了大眾的視線。

△疫情期間“飯圈女孩”馳援疫區(qū)新聞出圈

對于非粉圈內人士來說，想問的問題首先是“到底什么是飯圈？”大眾更熟悉的話語身份還是20世紀港臺造星工業(yè)的歌星、影星、偶像，和他們的歌迷、影迷、粉絲——即從英文Fans音譯過來的“粉絲”。相較而言，“飯”則是fan在中文中的諧音讀法，這個說法自覺地將“飯”的文化與“粉”拉開了一段距離�！帮埲Α奔础胺劢z圈子”的簡稱，并非特指某一個特定的粉絲群，通常加前綴以表明“粉籍”，如韓飯圈、日飯圈、內娛飯圈。網(wǎng)絡流行語解梗詞典“小雞詞典”對飯圈做出了如下定義：“一個讓人生無可戀又死而無憾的地方”，如此概括切中了追星過程中恨愛交織的情感體驗和高濃度情感投入。

當相關討論開始以一種進程式、線性的邏輯來設置議題，并試圖做出區(qū)分時——粉絲和飯圈人有不同，明星演員和愛豆也不同，那么這個差異是什么呢？答案正在問題之中，這背后涉及的是一整套明星神話與造星機制，勾連起的是中國內地娛樂工業(yè)粉絲文化的版圖變遷。我們不妨先思考這樣幾個問題：飯圈的邏輯真的發(fā)生了本質的變化嗎？按照粉絲口中“始于顏值、陷于才華、忠于人品”的“圈粉”鏈條，如果最終都要靠作品說話，甚至于還需要人物品藻，那么，通行的偶像明星與粉絲迷戀的愛豆又有何不同？“飯圈當然不能圈一切”，那么今日的飯圈生態(tài)其病灶究竟是在“飯”，還是在“圈”呢？

從“追星族”到“飯愛豆”：

新世代的pick

談到粉絲，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？迷狂的歌迷、影迷、球迷？熟知打榜、控評、反黑、站CP、應援等一系列流水線操作的“數(shù)據(jù)工”？還是“假靳東”的中老年粉絲？

1993年，中央電視臺三十五周年臺慶小品《追星族》第一次將“粉絲”帶進了大眾視線，小品演員趙麗蓉不無困惑地問她那迷戀“四大天王”的孫女：“我就知道有藏族、苗族、維吾爾族，那么追星族是哪個地區(qū)的少數(shù)民族？”“什么是追星族”式提問此后不斷翻版、被拋出：“什么是粉絲”“什么是愛豆”……

不變的是，被視作一個讓家長頭疼的、需要被矯正的青春期病，追星與代溝議題合并同類項，成為大眾記憶深處一種“瘋狂的、不正常的、危險的”亞文化。被定性為“病態(tài)的粉都”：過度的情感投入催動了狂熱的行為，“有走火入魔的危險，是心理不健全的人，試圖用這些人物和形式的反射性榮光來補償自己有缺陷的生活，不穩(wěn)定的、脆弱的身份認同需要明星作為自己的‘治療性拐杖’……利用對名人的幻想性熱愛，以及抽象、虛幻的社群來支撐自己”，朱莉·詹森在《作為病態(tài)的粉都——定性的后果》一文中極為生動地概括出了大眾印象里的“追星一族”，彌合理想與現(xiàn)實差距的補償、投射式價值認同、幻想中填補情感真空等動機交纏在一起。因荒唐而招致罵名，正如小品《追星族》中蔡明演繹的“問題少女”：為了追“四大天王”要離家出走，追偶像車時被濺了一身泥卻覺得那是“幸福的泥點子”，郭達出演的父親怒斥她“幼稚”“真是個神經(jīng)病”，這幾乎代表了主流觀點和評價。而作品之外、現(xiàn)實之中，經(jīng)媒體裁剪渲染的“楊麗娟事件”更加固了這一刻板印象。

站在今天回望，“追星族”們追的偶像是更像是“人造神話”——20世紀30年代好萊塢整套成熟的工業(yè)體系所打造出的“超級人格”、典范代表，其中，“追”這一動詞提示著偶像與粉絲間不可觸碰、難于接近、不平等的情感聯(lián)結。概言之，粉絲是與現(xiàn)實脫節(jié)的、模糊了真實與虛幻界限的“越軌者”，成為這一階段粉絲文化研究的共識。這一判斷在“假靳東的中老年女粉絲”事件上似乎再次被驗證：她們陷入騙局、不斷滑向務虛的一端。

2005年，“超女”在內地刮起了一股空前的草根選秀熱潮，打破了制作方全盤統(tǒng)攝話語權的“好萊塢明星制”式舶來機制，粉絲通過短信投票為造星植入了“民主、民選”的程序，場域內權力的天平開始傾斜。同時，也催生了國內不同于歐美或日韓的、獨特的粉絲文化之雛形，可以說今天“飯圈”的一些基本規(guī)則和操作正接續(xù)于此傳統(tǒng)，比如粉絲群的命名、口號標語、應援色、演唱會燈牌大戰(zhàn)等，而“草根”自此也被選為此后近十年明星制造的關鍵詞。

更新的轉折則始于2013年，伴隨著國內娛樂工業(yè)的迭代以及數(shù)字網(wǎng)絡技術的發(fā)展，粉絲文化新的版圖緩緩鋪開。彼時，以BAT（百度、阿里、騰訊）三家為首的互聯(lián)網(wǎng)力量進入視聽娛樂行業(yè)，數(shù)據(jù)作為衡量標準，讓過去那看不見也摸不到的“人氣”變得量化、可視化了。換言之，互聯(lián)網(wǎng)以算法改寫了影視娛樂行業(yè)原本的游戲規(guī)則，“流量”的提法開始流行，“愛豆”作為職業(yè)偶像區(qū)分于與明星、演員成為一個新知識。與“紙片人”戀愛、為虛擬偶像打call、pick愛豆出道……“養(yǎng)成”接替“草根”成為偶像文化未來十年的新關鍵詞。2018年兩檔偶像養(yǎng)成節(jié)目《偶像練習生》《創(chuàng)造101》的火爆，尤其選手王菊、楊超越整合起眾多從未有過追星經(jīng)驗的觀眾，引發(fā)一波波輿論熱議。粉絲文化的影響已溢出青年亞文化的邊界，不斷參與大眾審美的話語生產(chǎn)，在這一場域里運轉的還有時代觀念的傳播和夢想的新定義，影響逐漸向主流“破壁”。

粉絲文化借助機制轉型完成追星版本的“升級”，意味著新一代明星制度的出現(xiàn)。其演化路徑大致可勾勒為：由“好萊塢明星制”到日韓偶像工業(yè)的舶來再到本土化的“飯圈化”，過去那種完全由工業(yè)制作方主導的被動追星，迭代到粉絲養(yǎng)成“愛豆”的新模式。“飯愛豆”的粉絲形象更接近“制作人”（股東）和“供養(yǎng)者”，他們“飯”的不是“神格”，而是有缺點、不完美的、努力的普通人格——“愛豆”是職業(yè)化的偶像（idol），而不再是象征著不朽神話的“半神之子”。

這意味著追星主權的回收�！皭鄱埂钡氖聵I(yè)就如同粉絲聚力完成的“作品”，同時粉絲也以“眾籌”了“大項目”的贏家式成就感獲取快感。北京某高二女生曾在采訪中表示造星的成就感大于追星的快感：“我喜歡一個唱見的主播，當時做粉絲視頻剪了3天。一張張對，找配樂。他就是我一手養(yǎng)大的�！贝藭r粉絲選擇主動地行動、參與（engagement）、共同完成一個夢想，由此伴生了陪伴式的親密關系。當追星三忌“一忌真情實感，二忌傾家蕩產(chǎn)，三忌啥事都管”成為飯圈的“非明文規(guī)定”，意味著一部分粉絲率先轉變了“粉絲的設定”，以“事業(yè)粉”而非“女友粉”的身份去愛。

每個時代都會有提出自己的命題：如何去彌合流行和藝術的價值分叉，這是一道雙向的選擇題。在時代的這一頁上，偶像自神龕走出、逐漸剝掉背光，呈現(xiàn)出去神圣化的趨勢。愛豆于當下的粉絲而言，既不是異質性的存在，也不需要偉大，甚至不再需要“復雜感”——一張臉疊著幾個大時代融合的魅力�，F(xiàn)今挑選“沒受過欺負的臉”，“授權”他們作為自己的代言人，進一步來說審美取向從厚度、復雜性到單薄、純粹化，部分原因正在于時代的發(fā)展：物質和精神文明生活的保障，讓這代人得以擁有“矯揉”的精致、“分辨率更高的痛感”、更純粹的夢和更“輕”的審美，對他們而言力量之審美不必定只能靠身體的對抗和侵略性來保證，中性的美被重新編碼為魅力、得以進入審美的領域流通。

所以，所謂的“新世代”從自身的經(jīng)驗出發(fā)，他們以“定制”的邏輯開辟了一個新賽道：練習生高唱著“她們的口味就是我努力的方向”，“pick pick me，你越喜愛，我越可愛”。制服或短裙經(jīng)濟學盛行帶來的或許只是曇花一現(xiàn)的、短暫速朽的流行文化，但重要的變化在于：權利在最大程度上落到受眾（粉絲）手中，這是在過去的任何一個社會結構中都不曾出現(xiàn)過的文化景觀。

飯圈文化的出圈與再生產(chǎn)：

“流量”的法則

騰訊發(fā)布的00后研究報告稱，“獨生二代”“與互聯(lián)網(wǎng)共同成長的一代”的00后們，他們互聯(lián)網(wǎng)虛擬消費比例相對更高。相比70后、80后、90后看重安全、傳統(tǒng)和權力，00后更看重博愛、刺激、人際遵從。他們有繽紛的愛好，也樂于為所愛買單，偶像不分國界，喜愛不分次元。他們堅持“正能量追星”，在傳統(tǒng)目光看來務虛的、不夠實際的體驗，諸如“你這么真情實感地追星，買幾斤排骨不香嗎”“你這么愛他，他知道嗎？有那個精力還不如去交個男朋友呢”之類的質疑并不可靠。他們有自愛豆處獲得精神鼓舞、價值觀念正向引導的經(jīng)驗；或是通過追星提升了技能，包括剪輯、設計、美工、寫手、站子管理等，對他們而言由線上拓展到線下的社交活動確實是無比真實的經(jīng)驗。

飯圈版圖之變遷，帶來的不僅是粉絲文化景觀的更替，還關乎一整套認知系統(tǒng)的變化。這不只是代際溝通中青年與成年間的“縫隙空間”問題——“縫隙空間”只短暫存在，老一代和年輕一代之間的差異就如同“臨時的刺激”一般終將融合、消失，但數(shù)碼技術的變革帶來的是經(jīng)驗的某種“斷裂”，也就是說這還與媒介技術所形塑的感知方式有關。比如“人氣”或是“流量”，哪個更能定義“流行”的權威？究竟該如何去錨定所謂的“影響力”？當“這是真實的嗎”式追問頻頻出現(xiàn)，提醒我們的是：有關“真實的”認知的界限或許也發(fā)生了變動。

2019年7月在新浪微博“明星超話”社區(qū)爆發(fā)了一場有關流量的“世紀大戰(zhàn)”，參戰(zhàn)雙方分別是周杰倫粉絲“杰迷”和蔡徐坤粉絲“ikun”。一周后周杰倫登頂明星超話第一的位置，蔡徐坤粉絲團則于22日發(fā)布聲明表示自此退出微博各項數(shù)據(jù)榜單的競爭，“數(shù)據(jù)重心轉移至舞臺、音樂時尚、品牌等，陪伴他打磨出更好的作品”，至此“坤倫對決”暫時告一段落。

事件的導火索源自一篇名為《周杰倫微博數(shù)據(jù)那么差，為什么演唱會門票還難買啊》的豆瓣網(wǎng)帖，發(fā)帖的網(wǎng)友這樣發(fā)問：“總有人說周杰倫演唱會的票難買，可他微博超話都上不了排名，官宣代言微博的轉評贊都沒破萬，他真有那么多粉絲嗎？”視周杰倫為自己整個青春的眾多80后、90后無疑被飯圈“無數(shù)據(jù)=無粉絲”的邏輯冒犯了，自嘲是“夕陽紅粉絲團”的“杰迷”開始學習新世代的追星方式，為最近并無新作品發(fā)布的周杰倫打榜（通�！俺�話”排名浮動與明星最近作品及活動相關）。這場“流量大戰(zhàn)”最終被《人民日報》微評論定性為“無關價值觀撕裂的時代癥候”，“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偶像，一個群體有一個群體的向往”，與其說這是代際之間價值觀的碰撞，不如說飯圈文化出圈后帶來不同話語體系的一次碰撞。

年代差異，追星似乎都有了壁。曾被冠以“新新人類”的80后、90后猛然發(fā)現(xiàn)追星的“投入”方式已大不相同，除了購買付費之外還需“做數(shù)據(jù)”——粉絲的熱情被量化了、并成為一種自發(fā)的情感勞動�！皵�(shù)據(jù)工”的勞作包括嚴密的分工和復雜的程序。分工方面，一個較為成熟的粉絲后援會往往具備文案組、打榜投票組、數(shù)據(jù)組、公益組等劃分。以微博超話為例日常需要做任務、囤積分、維護排名。具體來說：首要找到微博的超級話題社區(qū)點擊“關注”和“簽到”；再通過完成微博每日任務（如連續(xù)訪問、轉發(fā)評論帖子、被評論）賺取積分；之后選擇“打榜”，將當天賺到的所有積分贈送；為快速提升榜單排名，還需“分身”以新的ID再次重復這一過程；最后還要在夜間守住白日成果，不可讓競爭者趁機“彎道超車”。其中作為“分身”的小號，撕開了飯圈公開的秘密：一些粉絲會切換多個賬號，“刷”的行為讓人質疑這其實是一場“人機大戰(zhàn)”。

有關“流量”差異化的理解、甚至是不理解，可能才是這場空對空喊話背后的核心爭議所在�！疤摷俚臋C器式行為”是大眾對于“流量”的第一印象。一方面，“假”這一印象與職業(yè)水軍注水行為直接相關。IP改編劇《孤芳不自賞》的摳圖、雇水軍刷評論等一系列操作開啟了影視圈“苦流量久矣”的時代。同時，“做數(shù)據(jù)”這種基于熱情的無償勞動在外部的視角看來即是被文化工業(yè)“收編”。有時“做數(shù)據(jù)”等群體的“團建”行為會滑向幾伙不同“圈層”間的“賽博斗毆”，在平臺篩選機制的編織下進入信息繭房，將群體的復雜性和意見的多元性抹去，情緒在圈子內快速“傳染”、連成節(jié)奏，身份認同給了人安全感但也帶來了剝奪感。

另一方面，“機器行為”則暗含了“流量”對人之異化的擔憂，這根源于數(shù)據(jù)化、中介化生存帶來的危及人的整體性的憂思�！度�聯(lián)生活周刊》曾就“流量至上”思維發(fā)問：“是什么讓他們覺得數(shù)據(jù)就是一切？”在一個可以為“虛擬”的偶像“符號”奉獻真感情的時代，答案不僅關乎已嵌入飯圈肌理的所謂資本法則，其實同時還內在于游戲化（gamelization）思潮席卷現(xiàn)實的進程當中。日常任務、打卡簽到等碎片化的激勵機制將生活程序化，相應地人格被純化為“人設”，被標簽化、符號化。

技術悲觀主義立場看來，中介化的焦慮在于：當肉身可以在網(wǎng)絡上擁有多個虛擬分身，當虛擬疊加現(xiàn)實成為我們的媒介環(huán)境，一切看起來那么真實，卻又如此不真實。定義的標準似乎不再只以“人”為尺度。舉例來說，在微博“超話流量”的算法=粉絲數(shù)×人均勞動程度，這一公式改寫了“人氣”的算法——代表國民度的“人氣”自然地以人為單位，然而“流量” 的好感度單位是人的勞動程度。也就是說，數(shù)據(jù)統(tǒng)計單位發(fā)生了變化，不再是以人計數(shù)而是以人均勞動量計數(shù)。參與“坤倫對決”的“杰迷”們就有感慨：“打榜一次，休息三年”“打榜一天就累老阿姨扛不住了”。

蔡徐坤粉絲最終選擇退出微博的各項數(shù)據(jù)競爭，并不代表著數(shù)據(jù)失靈。而以“杰迷”為代表的80后、90后選擇加入這場“戰(zhàn)斗”，本質上也并不是發(fā)出“別把游戲當真”的來自真實世界的號召，恰相反，他們無意間服膺于“流量”游戲的規(guī)則了。因為，無論輸或是贏，無論被推上超話榜首的是哪方，真正勝出的其實唯有“數(shù)據(jù)可證”，而直接看來微博平臺才是制定規(guī)則同時直接獲取利益的那一方。

在消費與“抵抗”之間：

飯圈的參與式文化

2019年關注娛樂明星微博粉絲總人次已突破192億人次（關注不同明星的用戶重復計數(shù)），2020年有四位明星粉絲破億，分別是謝娜（1.27億）、何炅（1.21億）、楊冪（1.09億）、anglebaby（1.03億）。這組龐大的數(shù)字提示著成名的資本與巨大的利潤空間。正如上文所述，“流量”之所以成為商業(yè)追捧的對象，正在于它體現(xiàn)出粉絲的忠誠程度與付費意愿。大眾記憶的遺忘曲線正被媒介技術拉得更陡，作品從躥紅開始的生命周期也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鍵，明星每日都經(jīng)歷著“大逃殺”一般的殘酷競爭，名利場里朝夕間就能完成“流量”的重新洗牌，數(shù)據(jù)邏輯愈加成為場域里除文化資本外可被認可的另一個“硬通貨”。

飯圈被資本賦權的B面是與消費主義共謀。資本讓渡出的一些快樂的權利即可掩蓋其釋放出的“欺騙性”——因為，真正的選擇自由不是選擇A或是B，而是有不選的自由。一如《創(chuàng)造101》無論支持王菊還是楊超越，都只是偶像或偶像的反面而非“反偶像”， 而對這套邏輯發(fā)起挑戰(zhàn)的組合3Shine，在節(jié)目初始便被導師淘汰，作為這一游戲系統(tǒng)里真正“零余者”極快地被賽制抹除了�？此谱灾鞯脑煨枪�廠背后不乏商業(yè)運作，無論是票選愛豆節(jié)目中鏡頭分配多寡，還是一整套打包的“人設劇本”設計營銷。在這個復調喧嘩的場域里，刺破工業(yè)化整飭標準的《浪姐》（《乘風破浪的姐姐們》）會被觀眾迎來，然而很快也會被流量追擊、成為節(jié)目吸睛的另類方式。

權力的擴張始終是一把雙刃劍，當“飯圈”整齊劃一的指令踏過互聯(lián)網(wǎng)，他們的“參與”既可以成為成就星途的天梯，也可能打開了群體狂歡的潘多拉之盒�？梢哉f“飯圈”的問題其實是“圈層化”的各部落文化狀況的一個表征，類似的還有豆瓣小組、二次元社區(qū)等“新部落”，虛擬的在場感受是通過分享共同的關注焦點、共享的情感狀態(tài)，進而形成的一種類“集體意識”。同質性群體在加固、重復“自我”的同時，會對異質性群體產(chǎn)生對抗性的傾向，進而引發(fā)群體撕裂等問題。

除了圈子化的集體行動更易裹挾群體的不理性情緒外，另一方面也易滋生一些不正當行為。比如控評的操作有時會影響他人對于有效信息的獲取，而所謂“私生飯”的瘋狂行為仍舊存在，甚至隨著營銷號、黃牛、代拍等灰色地帶的職業(yè)化滋生了出許多新問題。同時，追星族式的價值補償、身份認同、投射等動因同樣內嵌于“飯愛豆”的心理機制中，過度的（excessive）、情感的（affect）的基因無法從粉絲文化中徹底清除。但倘若持“理智是好的，情感就是不好的”的道德二元論，是對粉絲文化一種本質的否認、拒絕（或片面地接受）與閹割。

可以說，被“風氣”所裹挾的飯圈某種程度上正做著小型民主政治實踐，在這一過程中粉絲的“參與式文化”當然不只有能量，更有試錯。比如在無數(shù)次撲街的“強捧遭群嘲”的經(jīng)驗下，“客觀評價、虛心聆聽、不影響路人觀感”才能成為“飯圈宣傳組”的方向。電影《少年的你》上映時，易烊千璽官方后援會的要求便是：“1. 電影正式上映后，請大家在觀影后積極且及時地參與各大平臺電影評分，要拋開‘粉絲’身份的桎梏。2. 從觀影者而言，專注角色、題材及電影本身，對電影內容進行客觀評價。電影影評不做無意義夸贊，切忌一句話刷屏�！�

通常，有兩種切入粉絲文化研究的研究路徑：一是認為粉絲是被動消費的“白癡”，接續(xù)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及文化工業(yè)批判；二是通過清除消費的污點、強調所謂的“參與式文化”的“生產(chǎn)性”與創(chuàng)造力，從而將粉絲文化“搶救”回來——在媒介技術高速發(fā)展的時代粉絲同時作為信息生產(chǎn)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，即將 producer和consumer 合成為prosumer，“既是商品完美主義者，又表達了反商業(yè)化的信念或‘意識形態(tài)’”。

盡管二者對于粉絲文化做出了截然不同的“診斷”，但也殊途同歸：都是通過對“消費”的根本性貶低和對“生產(chǎn)”的根本性尊重，將其嵌入媒介發(fā)展史中——“過去”是被動地消費、而“現(xiàn)在”的粉絲則是主動地“生產(chǎn)”（主要指衍生創(chuàng)作等行為），以恢復其同一性邏輯。然而這兩種路徑多多少少都對解釋今天的“飯圈文化”有些水土不服：

首先，對“消費”的片面否定沒能重視客體抗爭的可能。就像鮑德里亞在《擬仿物與擬像》中以孩童和成人世界的互動類比：孩童對要他成為一個順從客體的應對策略是，“實踐各種不從、反叛、解放。簡言之，讓自己張揚全然的主體性”。但對于要他成為一個主體的要求，孩童的應對是“稚氣、超額的同流、全然的依賴、被動性、愚昧”。我們習慣頌揚“生產(chǎn)”式的主體策略的價值——主動、自由、解放、表達、塑造、抵抗，卻忽略了客體的抗爭、將其掩蓋在對大眾文化消費實踐傲慢的嘲弄之下，這種狹隘的態(tài)度極易使我們錯失了世界一半的可能性。

另一方面，“參與”也遠不止“生產(chǎn)”一種方式。真實的“飯圈”遠沒有如此“樂觀”，或者說這種理想化的、小眾的行為僅占據(jù)了一角。被媒介與資本雙重賦權的粉絲，不再是從制作方和公司手中“盜獵”意義，冠以群體之名的話語權不斷擴大：粉絲“手撕”經(jīng)紀人和經(jīng)紀公司是“飯圈”日常，有時粉絲的反饋意見甚至可以直接影響作品創(chuàng)作的走向、制作公司的選擇。甚至只有越是普通的愛豆，才能越讓粉絲和資本（運營方）在這個偶像培養(yǎng)體系中掌握至高的話語權。

消費和“生產(chǎn)”錯綜進行。當粉絲自覺手握罷黜偶像、捧下一位上神壇的權力時，也正被商業(yè)邏輯所收編。他們手握名為“數(shù)據(jù)”之權杖發(fā)起挑戰(zhàn)，也會被平臺的規(guī)則所掣肘�？傊�，追星作為興趣愛好，身處于飯圈文化中的粉絲更應該導向正面，而不是讓其成為消耗自身情緒、時間、精力，甚至影響生活的互撕與仇恨對立中。

在今天，討論“飯圈”不僅關乎粉絲亞文化，還包括對社群的、技術媒介的剖析，正如異化、原子化、對非理性情感的“回收”等諸多20世紀現(xiàn)代性觀念核心部分的延伸。而“成為粉絲意味著什么”，或許正如詹森所說，應該和一個更大的問題聯(lián)合起來探索，即“欲望、珍視、尋求、渴慕、敬佩、妒忌、贊美、保護、支持他人意味著什么？”粉都是我們面對大眾傳媒，面對我們的歷史、社會、文化處所（location）而理解世界的一個方面。深入思考粉絲和粉都能幫助我們更全面、更恭敬地思考在今天活著和為人（to be alive and to be human）的意義，去處理我們這代人的時代經(jīng)驗。